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开篇中写道: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,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。”然而,不幸的家庭同样是相似的,失业、家暴、基础薄弱的感情与积蓄太久的隐恨,当这些危险的因子聚集到了一起,便早已注定了惨烈的结局——今天讲述的这起“汪勋厉案”,就是这样的一桩家庭悲剧。

2016年4月13日,晚上20点30分左右,美国南加州西柯汶纳 (West Covina)市的911应答中心,一下子接到了好几个惊恐的报警电线声枪响!”

所有这些报警电话,全都指向同一个地方:西柯汶纳市东欧胡大道(East Oahu Avenue)1300 街区的一座两层联排别墅,屋主是失业的华裔工程师卡米内罗·汪(Caminero Wang),中文名字叫汪勋厉(音译)。

大约20点55分,两名警察敲响了那座联排别墅的大门,屋主汪勋厉很快走下楼开了门:

汪勋厉看上去似乎非常害怕,眼中却闪动着某种癫狂的光芒,讲话极快但语无伦次,周身不停地颤抖和抽搐,警察们认定,他服用了之类的毒品,才陷入了如此亢奋的状态(不过之后的血检证实,汪勋厉其实既没有喝酒,也没有吸食任何违禁品)。

两个警察立即呼叫来更多的警力,他们先给汪勋厉戴上手铐(他表现得很合作),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。循着一阵阵稚嫩的抽泣声,他们来到了一楼的卫生间,踢开了反锁的门。卫生间里有三个小孩,最大的女孩8岁,两个男孩分别只有6岁和3岁,他们惊恐地抱在一起,最小的男孩的睡衣上,还有血液飞溅和涂抹的痕迹。

安置好孩子们之后,警察们走上了通向二楼的楼梯,在楼梯顶部,他们先是看见了一具女尸,她倒在主卧室的门外,嘴巴上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孔,几颗门牙和打空的子弹壳,飞落在远处的楼梯口,女尸的脑浆流了一地,甚至喷溅在身后的墙面上。

几步之外,在主卧室右手边的走廊上,还躺着一具男尸,身上沾满了已然开始凝结的血迹。根据血迹的形状和喷射角度判断,死者中枪时,正躺倒在地板上。法医挪开尸体后,发现有两颗子弹壳,死死地嵌进尸身下的硬木地板,另外几颗子弹,笔直地穿过死者的后背,甚至打透了楼下的天花板。

在男尸的左手边,还放着一把切肉刀,刀的位置很别扭,仿佛是被人特意摆在那里的道具。更奇怪的是,在这个血迹四溅的恐怖现场里,它却干净锃亮得一尘不染。

接下来,警察们走进主卧室,他们在壁橱里,发现了若干长短枪械和弹药箱,俨然一座小型的军火库。其中一只半自动45 口径的FNH 型FNX-45手枪,里面的10发子弹,已经全部被打空,一旁备用的10发弹匣,也只剩下一发子弹——之后经过弹道比照分析,这把手枪就是杀人凶器。

不久之后,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,他们是一对来自中国的老夫妻,名叫刁爱平(音译)和张舒(音译),他们不是别人,正是汪勋厉的岳父和岳母。

刁爱平和张舒来自四川成都,居住在青羊区某高档小区里,遇害时两人均为60岁。刁爱平退休前,是成都市某私立寄宿制外国语学校的生活老师,据他的学生回忆,刁爱平性格温和,颇有才气。他的夫人张舒则更加外向,她身材高挑,看上去年轻有活力,喜欢跳舞,擅长打太极,是小区中的“文艺骨干”和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。

刁爱平和张舒是小区中公认的模范夫妻,在邻居中人缘颇佳,他们退休金不菲,经济也很宽裕,除了小区这处房产外,还有一处出租的门店,在海南也有一套度假房。可以说,他们的晚年富足、安逸而充实,这对夫妻唯一的心结,就是独生女儿刁丽(音译)的这桩跨国婚姻。

刁丽生于1981年,毕业于四川大学医学院护士专业,毕业后曾在华西医院做护士。刁丽皮肤白皙,和母亲一样身材高挑,在邻居的印象里,她是个性格文静,知书达理,勤快麻利的好姑娘。刁爱平夫妇搬到小区是在2008年,8年间刁丽经常带着孩子回国,几乎每生一个孩子,都会回国长住一段时间。可无论是刁家这边的亲戚,还是刁爱平夫妇的朋友和邻居,从没有人见过他们的“美国女婿”。

刁爱平夫妇对此的解释是,女婿在军工企业工作,这类工作大多涉及机密,不太方便回中国探亲,再问的话,便会心事重重地欲言又止。

2015年12月,刁爱平夫妇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前往加州探亲,虽然女儿和汪勋厉结婚已将近十载,这却是刁爱平夫妇首次和女婿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。

一向热爱社交的刁爱平夫妇,在美国期间,从未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晒旅程晒家人(这期间还有圣诞节、新年和春节等“晒照高峰”),更绝口不提自己的女婿。刁爱平的最后一条微信,虽然是在美国探亲期间发布,内容却是他和张舒在国内古镇旅游时的“情侣照”。

按照原定计划,刁爱平夫妇将于2016年4月19日回国,后来他们又将归期提前到了4月15日。刁爱平夫妇国内的亲友,也兴致勃勃地筹备为二人接风,没想到却在14日那天,获知老夫妻魂归他乡的噩耗。

2016年4月15日,案发后不到两天,警方就正式逮捕了汪勋厉。负责此案的鲁迪·洛佩兹(Rudy Lopez)警长表示,他们没有其他的嫌疑人,因为所有的线索和疑点,都指向汪勋厉。

在汪勋厉身上,法医检测出了大量的枪弹残留物,另外手枪扳机上的DNA,也与他的完全匹配。不仅如此,警方进一步调查时还发现,2013年,汪勋厉在艾尔蒙地市(El Monte)居住时期,曾因家暴与非法持有枪械的罪名被警方逮捕(虽然之后指控被撤销了),当时家暴的报案人,是他的妻子刁丽。

鉴于汪勋厉的“前科”,警方决定将刁丽(案发时她还在医院上夜班)和三个孩子,先带到家暴避难所保护起来。后来在法庭上,刁丽这样说道:

“警察告诉我,我的父母在家中被杀,我虽然没有对警察说,但心里马上知道,就是他干的!”

而在13日那晚,警察抵达之后,汪勋厉既没有要求和妻子通话,也从未问起自己三个孩子的安危,而是在第一时间,联系了自己的律师。

邻居们的证词同样对汪勋厉非常不利。据他们说,汪勋厉一家搬到这个街区还不到一年,两位老人是在他们乔迁新家后不久,从国内前来探亲。邻居们表示,刁爱平夫妇看起来相当和善,虽然不懂英语,但每日清晨在街区散步时,都会与邻居友好地招手致意。

相反,汪勋厉却给人印象很差。这位屋主很少出门,偶尔相遇时,也是沉默地低着头,不愿与人交流,一位邻居甚至将他形容为“一脸横肉的帮派分子”。一位白人邻居表示,自己在案发前几天,就经常听到汪勋厉家中传出激烈的争吵声,不过这位邻居认为“这是中国人正常的沟通方式”,并未放在心上。案发当晚,另外一位邻居返家途中,发现老夫妻带着小外孙站在屋外的停车场前,脸色相当难看,这位邻居急着回家,未及多问,不想一个小时后,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。

更重要的是,邻居们众口一词地证实,在18:30分刁丽离家上班以后,到警察登门之前,汪勋厉家没有任何外人进出。

由于案情严重、罪行恶劣,法官标出了高达200万美元的保释金,之后又改为不得保释。汪勋厉被关押进西柯汶纳警局,等待审判。

那么,汪勋厉对岳父岳母,究竟有怎样滔天的怒火,才令他在刁爱平夫妇即将离开的48小时内,对他们痛下杀手?这就不得不从汪勋厉的早年生活和他与刁丽积怨已久的婚姻说起——

汪勋厉生于1972年,是家中的独子,祖籍也是四川成都,他的父亲曾是北京某高校的航空航天专家,母亲是中学教师。少年时汪勋厉在北京上学,因为一口的四川口音,经常被北京同学取笑。他的同学回忆,那时的汪勋厉身材高瘦,性格内向而胆小怕事,“什么事儿都闷在心里”。

90年代初,汪勋厉随父母来到美国,他先是在帕萨迪纳市立大学(Pasadena City College)读书,之后又转学到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(Cal Poly Pomona)。大学时代的汪勋厉,依旧表现得唯唯诺诺,从来不敢惹是生非,听到他枪杀岳父母的消息时,他的同学都表示难以置信。汪勋厉的朋友圈子很小,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学生,他在女生面前更是非常害羞,似乎从未交过女朋友。

汪勋厉主修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学,毕业之后,他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天文台,找到了第一份工作。90年代的新墨西哥州华人很少(现在也不多),汪勋厉又不擅交际,在当地没有朋友。受到当地风气的影响,他开始对产生了兴趣,以此自娱自乐,排遣异乡的寂寥。

汪勋厉这样性格内向的人,往往对感兴趣的事情极为专注和沉迷。大学时代他喜欢足球,就将名字改成卡米内罗,来致敬自己最爱的西班牙球星。汪勋厉对也一样成了“瘾”,之后越买越多。

2000年前后,汪勋厉回到了加州,在波音公司任职,他的职务是工程师,负责军事卫星方面的工作,这份工作的年收入,大概有8万美元。两年之后,他又跳槽到世界第4大军工生产厂商诺斯洛普·格鲁曼公司(Northrop Grumman)担任检测工程师,年薪也涨到10万左右。

汪勋厉年过三十,依旧没有女朋友,他的父母开始为他张罗婚姻大事,他们专程回到成都,为儿子物色妻子。大约在2005-2006年间,汪勋厉在双方父母的介绍下,认识了比他小9岁的刁丽,一个月后,两人在中国登记结婚,2007年,刁丽持婚姻绿卡来到美国。

表面上看,这场婚姻称得上“门当户对”,然而无论从年龄、相貌还是性格来看,刁丽都显然更有“市场”——除了一份不错的工作(但如果刁丽取得注册护士资格,收入也不会低),至于汪勋厉呢?除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他最大的“加分项”,就是他的美国公民身份——很显然,这桩婚姻是一场有目的的交换,汪勋厉的一位朋友就直言,这是一场“搬运婚姻”。

所谓的“搬运婚姻”,是在海外的一方(大部分是男性),在回国期间由长辈安排,或参加速配派对,或与网友“奔现”,在国内“闪婚”后,再返美为配偶办理移民手续,将其“搬运”出国。(两人在一方出国前就是情侣或未婚夫妻,另一方随之出国“团聚”的情况,只是异地恋的结束,不算在“搬运婚姻”的范畴里。)

这样的结局看起来是一场“双赢”,然而因为感情基础薄弱(甚至根本没有),以功利性为主,所以这种婚姻破裂的风险很高。即便没有汪勋厉案这样的极端结局,诈骗、家暴、女方移民后“另觅高枝”,这样的新闻也屡见不鲜。

刁丽来到美国后,和公公婆婆一起居住,当时他们的家在艾尔蒙地,是汪勋厉父母购置的房子。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,刁丽感觉“受到了控制”,她做的每一件事,都要经过丈夫的允许。刁丽和婆婆的关系也不融洽,每每因为做饭、买东西这样的琐事发生争吵。

一开始,刁丽曾在社区大学里读书,之后在怀特纪念医疗中心(White Memorial Medical Center)实习,并在2011年取得了护士执照。不过,汪勋厉不许妻子出去工作,因为她必须“做家务带孩子”,家中的所有钱财,均由汪勋厉一人掌管,刁丽只有一张日常购物的信用卡,购买的物品和花费,也都要向汪报备。即使是和国内的父母联络,刁丽也只能语音通话,不许打字(因为汪中文不够熟练,打字会控制不了聊天内容)。

三个孩子的降生和多年的“磨合”,并未让这对夫妻间关系有所好转,吵架成了两人婚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。然而,这种吵架往往是单向的,因为汪勋厉会因为完全没有意义的小事,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,不顾一切地大发雷霆。刁丽说他每次吵架都满嘴脏话,掺杂着中文和英文,骂人类、骂国家、骂全世界。而汪勋厉最大的“杀手锏”,就是扬言要杀掉远在中国的岳父岳母,“让警察永远找不到他们的尸体”。

看到这里,读者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,刁丽口中这个暴虐无常的丈夫,和汪勋厉同学印象里那个胆小怯懦的男人,真的是同一个人吗?

我们之前说过,汪勋厉在男女关系方面很不成功,甚至连婚事,都需要由父母为他包办,显然在这方面,他有深深的自卑感。和刁丽的婚姻,让他在男女关系上,第一次获得了主导地位。估计在他看来,刁丽能来到美国并取得注册护士资格,完全得益于他们的婚姻,自己是这段婚姻的“施舍者”。

不过,这种主导地位却是脆弱的,虽然不愿承认,汪勋厉的内心深处也一定明白,刁丽嫁给他,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有什么吸引力,这反而加剧了他的自卑感。或许汪勋厉的父母和朋友,也都曾提醒或者暗示他,要“看紧”自己这位年轻貌美的妻子。如果是一个情场经验丰富的老手,可能会采取更为高明的方式去PUA刁丽,可是汪勋厉显然不会,他的办法简单粗暴:将刁丽控制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,施行全面的“军事化管制”。

然而,刁丽也并非那么容易拿捏,所以汪勋厉便只能用愤怒和失控的情绪来恐吓妻子。从他们吵架的情况就能看出,汪勋厉从来不“就事论事”,而是立刻“升华主题”——因为真正让他愤怒的,并不是这些琐事本身,而是刁丽的“不受管控”。

汪勋厉性格内向退缩,既不会正向释放情绪,也不会通过其他途径排解压力,所以积攒的怒气值很高,一旦生气,就往往成了井喷式的爆发。当这种情绪勒索(Emotional blackmail)达不到预期效果时,汪勋厉的口头暴力,便渐渐“加码”,进化成了肢体暴力。

例如,有一次夫妻两人外出散步,因为小事口角了几句,汪勋厉立即松开双手,任由怀中几个月大的儿子向地上掉落,幸亏刁丽及时接住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一次,两人在激烈的争吵中,汪勋厉冲上了楼(楼上保险柜里放着枪),如果不是汪勋厉的母亲在家,厉声喝止了儿子,刁丽认为,他一定会朝自己开枪……

虽然这场婚姻里,夫妻的争吵不断,但真正让两人的婚姻全面的,是2013年的那场“家暴事件”。

2013年2月,刁丽坐在沙发上给小儿子(当时他只有6个月)喂食,她问汪勋厉,可不可以洗碗?汪则愤愤地表示自己不会洗——就因为这件事,两人开始吵架,并再次迅速升级为“我要杀掉你父母”的主题。这次刁丽不甘示弱地骂了回去,结果汪勋厉突然揪住妻子的头发,抡起拳头,狠击她的左太阳穴。

最终这场打斗,以汪勋厉的父亲死死抱住他而告终。对于刁丽受伤的情况,双方的描述差异很大,刁丽形容自己“一阵眩晕,眼冒金星,额头肿得老高,嘴巴里被打出了血,打松了一颗牙”,而汪勋厉的版本是,他与刁丽推推搡搡,结果妻子摔倒了地上,“额头磕破了一点儿皮”——不管真相究竟如何,刁丽从地上爬起来,拨通了911,报了警。

警察来了之后,发现地板上有血迹,刁丽的脸上也确实有伤,于是逮捕了汪勋厉。另外他们还没收了汪收藏的12把手枪、10把来福枪和一把散弹枪。这些枪械大多数是汪勋厉在新墨西哥时购买的,新墨西哥州的管理相对宽松,但根据当时加州的控枪法,不允许私人收藏攻击性武器(这条法律已于今年6月被废止……),所以汪勋厉因家暴和非法持有的罪名,被警方逮捕了。

后来刁丽撤销了起诉,汪勋厉很快就被释放了,不过重视员工背景调查的诺斯洛普·格鲁曼公司,还是直接将他解雇了。

不久之后,刁丽带着孩子离开了美国,临行前她让汪勋厉把艾尔蒙地的房子卖掉,拿走了房款的一半(10万美元),还让丈夫每月支付自己2000美元的赡养费(虽然两人并未离婚)——汪勋厉之所以没有异议,大约是刁丽以家暴案撤诉作了筹码。

房子被卖掉后,汪勋厉的父母,也一气之下回到了成都,汪勋厉变得一无所有,只能自己租房居住,或许因为被逮捕和遭解雇的记录,求职也很困难,最后只好到一家做军工零件的小公司(Q-Tech)做检测技术员,年薪也从10万美元跌至4万——按照汪勋厉那位朋友的说法,“这次家暴事件毁了他”。

家暴事件后,刁丽曾打电话给父母,表示想要离婚,刁爱平夫妇则劝她要为三个孩子着想,好好修复关系。刁丽这次回国呆了整整两年,这期间她大多跟着父母住在一起,间或也会去公婆家,和他们一起抚养孩子,可她的丈夫汪勋厉,依旧从未现身(按理说,这时他已经被“军工企业”解雇,没有什么不能回国的理由了)。

2014年底,汪勋厉和刁丽开始考虑复合,在这件事上,双方的父母起了主要推动作用。汪勋厉对友人提起此事时,只是淡漠地表示,如果复合的线万美元的房款带回来。

刁丽则在决定回美国前挣扎了很久。她的母亲张舒对朋友说,因为辗转于两国之间,小孩们在国内课程跟不上,又考虑到国内课业压力大,美国课程相对轻松,刁丽才下决心回美国。

而且刁丽还没有拿到美国绿卡,如果和汪勋厉离婚,那么她便既无工作、也无身份,还要抚养三个孩子——这样的沉没成本,实在是太高了,这也许就是为什么,刁丽在回国之前,逼着汪勋厉卖掉房子,她想要从这7年一无所得的婚姻里,至少得到某种“补偿”。

其实凭刁丽的家境、学历、工作和外形条件,在国内绝对可以找到个条件更好的男孩,也许当年,怀着出国梦的她,认为和汪勋厉的婚姻是不错的选择,可事到如今,却已经被这场婚姻“套牢”了。

2015年2-3月间,刁丽带着三个孩子返回美国。同年7月,他们搬到了西柯汶纳市,在那里购买了新房,也就是惨案发生的这栋联排别墅。

按照刁丽的说法,一开始汪勋厉“对她很好”,他有工作、会帮着自己做点家务、对孩子们也挺和蔼——这在很多人看来,是对男性最起码的要求,却已经是汪勋厉为父为夫的“高光时刻”,可想而知,两人之前的婚姻质量,究竟有多么糟糕。

然而一个月后,汪勋厉再度失业,之后便故态复萌,两人又开始陷入激烈的争吵。2015年9月,为了养家糊口,汪勋厉帮刁丽重新申请了护士执照,终于允许她出去工作。不过工作挣了多少钱,刁丽完全不知道,“因为所有工资都直接进入银行账户,而账户完全由他掌握,我连密码也没有”。

2015年底,刁丽在征得丈夫同意后,为父母申请了探亲签证,他们原先的计划,是在美国居住半年。据刁丽说,“家里气氛说不上好,也说不上不好”,不过她下班回家后,父母会提及他们和汪勋厉的谈话,却又常常欲言又止,显然双方经常发生不快。

到了2016年4月间,刁爱平夫妇和女婿的矛盾愈演愈烈,据说争吵的焦点,是汪的“失业问题”,而汪则认为,岳父母只是“瞧不起他”。一次刁丽回家后,父母告诉她,汪勋厉在和岳父争吵时放话,“我要你消失,连警察都找不到你”。但两位老人当时都以为,这也只是火气话,汪勋厉“不至于这么狠”。

刁爱平夫妇在美国过得很不开心,但是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夫妻关系,很少向她抱怨。他们几度想提前回国,最终把回程机票提前到4月15号,当然回国提前这件事,汪勋厉也知道。

2016年4月13日,刁爱平夫妇开始为回国做准备,白天他们先和女儿外出,买了捆绑行李的绳子,接着一起回家吃晚饭。晚上18点30分,刁丽离家去医院上夜班,留下父母、丈夫和三个孩子在家。

两年之后的汪勋厉,似乎瘦了不少,他身穿蓝色囚服,坐下后一直抖腿,但表情依然平静。刁丽和汪勋厉的大女儿和大儿子,都作为控方证人出庭。除了大女儿偷偷瞄了一眼父亲外,刁丽和大儿子,全程都没有直视过汪勋厉,而汪也从未看向他们。

根据汪勋厉的说法,自己枪杀岳母,是因为搏斗中“走火”,而枪杀岳父,则出于“自卫”。以下是他对2016年4月13日当晚的叙述:

妻子外出工作后,岳父刁爱平叫他上楼,表示有话要说。汪勋厉来到二楼岳父母的卧室,他们告诉他,两人打算在此常住下去。汪勋厉表示反对,双方开始激烈地争吵,岳母张舒开始对他推推搡搡,还挑衅地喊道:“有种你打我啊!怎么不动手?你个胆小怕事的东西!”然后她威胁汪勋厉,如果他不动手,就用自己的头撞墙。

汪勋厉判断,岳母是想要挑起事端,造成肢体冲突,之后报警告他家暴。因为有了2013年那件事的前车之鉴,他对此特别警惕,所以这次他“特别克制情绪,还把双手放在背后,缓缓退到了走廊”。

见汪勋厉表现冷静,张舒便冲进卧室,抄起一把锋利的切肉刀,架在自己脖子上说:“你现在就得同意让我们留下来,否则我就抹脖子!”接着刁爱平从妻子手中接过切肉刀,指着汪勋厉,步步紧逼:“我要把你脑袋砍下来!”

被逼无奈的汪勋厉,声称要报警,“警察来了之后,就会逮捕岳父,把他关进监狱!然后他就会被遣送出国,再也没法来美国了!”听到这话,张舒的态度急转直下,她双膝跪倒,声泪俱下地恳求汪勋厉:“别报警!看在我女儿的份上,原谅我们吧!” 汪勋厉告诉岳母,除非他们夫妻立刻卷铺盖走人,再也不回来,他才会原谅他们。

接下来,刁爱平回到自己的卧室,关上了门,表示他们要商量一下,汪勋厉则在自己的主卧室等待。汪勋厉等了一会儿,整个二楼都非常安静,他感觉“有点害怕”,便拿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,推开了岳父母卧室的门。

谁知一推开门,躺在地板上的张舒,就立刻抱住了他的一条腿,接着刁爱平便冲了上来,和他争抢手枪,争执中手枪走了火,一枪打在了张舒的脸上。接下来刁爱平手持切肉刀冲了上来,汪勋厉为了自卫,不得不也朝他了开枪,因为紧张,他打光了所有的子弹。

汪勋厉自称想要自杀,可又觉得“非常愤怒”,所以他回到自己房间,将手枪重新装满子弹,朝岳父岳母又打了若干枪。这时,他想到自己的三个孩子,于是他“谷歌”了一下警察局的地址,决定亲自步行前往警局自首(汪勋厉解释说,自己之所以没打911,是因为害怕警察会吓到孩子),而正当此时,警察敲开了他的家门。

显然,这份说辞逻辑混乱又漏洞百出,甚至有点可笑。首先,刁爱平夫妇早就通知国内的亲友,自己将于15日回国,就算是他们临时改变了主意,也不可能不和女儿商量,直接告诉女婿。

其次,汪勋厉试图用“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才没有自杀”来打亲情牌,可他儿子和女儿的证词,却完全否定了这种说法。

汪勋厉的大女儿作证说,她听到父亲和外祖父母的争吵,马上带着大弟弟躲进了一楼卫生间。这期间他们听到外祖父让汪勋厉“不要吵”,还听到外祖母的哭喊声,并提到“警察”,不过孩子们只懂少量中文,都无法说明具体的争吵内容。

他们的小弟弟,当时则和外祖父母在一起,第一次枪响之后,小男孩(当时他只有三岁)一个人下了楼,和姐姐弟弟一起躲进了卫生间,他的睡衣上沾满了鲜血。

这时汪勋厉的大儿子悄悄上了楼,他看到外祖母跪在地板上,父亲汪勋厉站在她面前,“离得很近很近”,并朝她大吼大叫,大儿子惊恐地跑回卫生间,又听见一串“砰、砰”的枪响。而直到警察到来,父亲汪勋厉都没有下楼,也没有来确认三个孩子的安全。

汪勋厉的大儿子还作证说,在案件发生之前,父亲曾逼他们玩一个射击游戏,标靶正是自己的外祖父和外祖母。当检察官询问他,是否在法庭中看见了自己的父亲,小男孩回答道:“我不想看。”

通过尸检解剖发现,刁爱平夫妇各中了12枪,大部分都是致命枪,其中一枚子弹,甚至射进了张舒的头骨——这是明显的过度杀戮(overkill)。汪勋厉对岳母开枪时,是一枪爆头的“行刑式处决”,开枪者处于压制性的上风时,才能够摆出这样的姿势,完全不可能是争夺武器时的“开枪走火”,汪勋厉身上,也没有一点扭打的伤痕。

汪勋厉自称为了“自卫”,才向岳父刁爱平开枪。然而岳父倒下之后,汪又第二次向他补枪,而且枪枪致命。若真如他所说是自卫,又为何返回房间填装新子弹,向已经无力反抗的岳父岳母再次开火?

根据法医的推测,中枪过程中,两位老人直到最后都处于清醒状态,也就是说,汪勋厉第二轮补枪时,他们都还活着。现场的照片里,张舒的双眸,惊恐地睁得很大——她死不瞑目。

2018年10月1日,陪审团判定汪勋厉两项一级谋杀罪均成立,2019年1月2日,法官判处他终身监禁,25年内不得假释。直到最后,汪勋厉也从未认罪,我们也无从知晓,惨案发生那天,究竟是什么引爆了这场致命的争吵。

不过,也许刁爱平夫妇说了什么并不重要,像汪勋厉这样孤僻、偏激又有着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的人来说,任何一句话,都可能是悲剧的导火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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